一、从认识的层面看待理性
尽管也曾有一些评论界的朋友至今仍然对于评论应当具有理性品格表示怀疑，但评论作为一种认识、说服或观点交流的表达方式，它应当具有理性，或者具有理性，恐怕已是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共识。人们争议或警惕只在于：“你所说的理性到底是什么？” “你是否打算用这个冠冕堂皇的概念来否定我们的表达的方式？”
如果说，“理性”这个要求，对于传统的、由大众媒体传播的、“成文”的评论“文章”来说，争议并不大的话，那么，在互联网条件下自媒体勃兴的时代，在140个字的微博篇幅或更少字数的跟帖也被算作“评论”的语境中，“理性”这个要求，恐怕就更有争议了：对谁可以要求理性？人们需要多大空间、占有多少资源可以展示表达的理性？[①]
两年前，人民日报评论部曾发表文章，提出“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 的问题，认为，“理性建设的内容包罗万象。”[②] 对于理性这种人类思维能力，本文也不准备做抽象的、学理层面的探讨，而是想通过自己阅读评论作品的经验感受，提出一个形成理性的条件：要具备理性，人们至少需要对事物知道得更多更细。而这个条件，我认为适用于更广泛的观点表达行为，不管你是否把它们都叫做“评论”。
我的意思是，对于事物更多、更深、更细的了解，是认识事物、表达观点的一个条件。这也是理性的条件。尽管一个人不具备这个条件并不由此失去表达观点的权利，但从较长的周期看，不具备这个条件的观点会在竞争性的观点传播中处于劣势地位。这是从观点需求者的角度来看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如果面对一个事物，众声喧哗中，可能会有一些更尖锐、更响亮的声音在当下获得传播的优势；但是从长周期来看，最终被人们接受或记住的，还是“说得对”的声音。而对事物更深、更多、更细的了解，正是“说得对”的条件。尽管“对不对”，并不只是取决于客观信息这一种因素，还可能有价值因素的影响。
二、构成理性的信息条件
理性不是“空的”。理性并不只是一种抽象的推理的“形式”与推理的能力，它也包含“内容”，即我们对于面对的事物更多、更深、更细地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具体事物更深、更细地了解，我们会积淀下来一种思维的习惯：假定并接受事物存在更多、更深、更细的方面，并以此作为我们判断事物的根据。这就接近一种理性的态度了。
我近来观察的一个评论栏目——腾讯网的“今日话题”，一段时间以来，它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这也是这个评论栏目的风格。
这样的工作，在表面上只是提供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知识和信息。但你由此对事物得出的结论却已经与原来有所不同。
比如，2003年9月，中国首艘豪华游轮海娜号在韩国被扣，起因是两个国内公司的经济纠纷。中国人初看这条消息，不免怒火中烧。中国企业的“家务事”，凭什么由韩国来管呢？—— “今日话题”便以一期《韩国凭什么扣中国最豪华游轮》，以国际海事公约的相关知识，回应网友疑问。比如，对他所设置个问题是：“债务纠纷与韩国没关系，它能扣船吗” 。“今日话题”的解答是：“扣船的确是个国际惯例，我国也曾经应被拖欠工资的韩国船员要求扣过希腊船舶。”而对于“问题二：就算能扣，凭什么扣与债务没有直接关系的船舶”，“今日话题”的解答是：“在韩国等一些国家是可以的，南非甚至因为都是中国国企，而为A公司所欠的债务扣B公司的船。”文中既引述和参考了相关法律文件和研究文章，也列举了相关案件。结语是：“海事纠纷有特殊性，所以从目前的信息看，韩国方面扣船问题不大。但是，无疑，扣船事件中旅客是最为无辜的，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妥善的安置和赔偿。”
 这一篇网络评论，在一个极易情感化的事件性议题上，以一种回应问题的方式提供客观事实信息，看起来几乎不像是“评论”。但读过之后，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评论），就自然会趋于理性。因为我们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不可能绕过对事物的了解，除非我们不了解。
再比如，2013年中秋节前，沈阳一个三岁的幼童，午睡后先醒了过来，叫醒了患有产后抑郁的妈妈，结果被妈妈从7楼扔了下去，不治身亡。 针对这一触动人心和情感的事件，腾讯“今日话题”以一篇《三岁幼儿叫醒母亲被摔死”怎么发生？》，通过提供更多的案例，使读者从妇女产后抑郁症的角度了解到，“让人难以理解的‘母亲杀死幼儿’，确实时有发生”；“但无关人性的残忍”。这就使读者对于这个最初看来是一个“狠心妈妈”的事件的认识，超越了道德谴责的层次，并引导读者对于产生抑郁症的原因以及家庭和社会条件列深一步地了解。
而读过此文之后的心理效果，我想，就不会再只是对“世道人心”的感叹和对“人性”、“母爱”的怀疑了，而是会引导出更多的关心、关爱和关注。这不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吗？
三、专业信息与理性态度
2012年8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发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研究的初步结论，由此在媒体评论中引发了社会治理是否可以（或应当）数据化的论争。
从方法的层面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专业性的话题，但因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宏大主题，尤其是杨宜勇发布的结论中关于民族复兴大业已完成了62%的说法，在各种社会矛盾中的复杂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更是触动了公众的表达冲动。
经济学者秋风发表《社会治理中的数据迷信》，认为：
GDP指标其实与民众的幸福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而看不见的文化、制度等因素与民众幸福感的关系倒更为直接。也就是说，数据迷信导致了政府活动与民众需求之间的严重错位，也就导致双方关系之紧张。[③]
而秋风这篇文章，第二天就受到了旅美信息管理专家涂子沛专栏文章《民族复兴大业究竟可不可以量化和监测？》一文的反驳。涂子沛首先向人们展示了社会治理数据化的全球趋势：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场以定量分析、实证研究为核心的思潮席卷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社会问题的治理和政策效果的评估不再是拍脑袋的简单过程，也不是宏观大论或权谋学，而是立足数据、着眼细节，运用统计学、运筹学、博弈论、管理学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推演的过程。近年来，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和海量数据库的发展，我们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的能力不断增强，已经进入了大数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个人在真实世界的社会行为得到了记录，……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正在兴起。
   接着，他又针对秋风的反对“社会治理数据化”的一个典型论证——GDP在数据上清晰直接，而污染对于民众的影响难以量化——进行了反驳：
GDP固然容易量化，但环境污染同样可以通过空气、水、土壤、森林、噪声等各式各样的指标进行量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结果更容易被量化，而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GDP数据得到了决策者更大的加权，而污染指标却被忽视。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决策过程科学性不够、理性不足，远远谈不上迷信“理性和数据”。[④]
涂子沛的反驳显示出：秋风作为一个理论经济学的专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数据”这个问题已是另一个领域的专业问题了。他只是在常识的意义上来看待“数据”，而涂子沛则是在专业领域来看待“数据”。涂子沛以专家身份介绍全球社会治理“数据化”的趋势可以对普通公众产生权威的影响，而其对“但环境污染同样可以通过空气、水、土壤、森林、噪声等各式各样的指标进行量化”的提示，也可以为读者所接受。
 秋风文章对“迷信数据”的警惕是有其道理的；但涂子沛的文章却使读者因为获得了对全球数据化治理的开阔了解，而避免了由杨宜勇关于民族复兴大业已完成了62%的说法而引发的对于社会治理数据化的趋势和可能性的非理性态度。这种非理性态度，在当时的舆论中就表现为哄笑。
在一定意义上说，知识和信息的更深、更细，就是更“专业”。 “专业性”在当代媒体评论中对于全民理性程度的贡献，也可以由这一点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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